第585章 数据之战 （2 / 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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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小陈，”他叫来秘书，“两件事：第一，调取近三年海关进口光刻机、刻蚀机等半导体核心设备的数量和金额数据；第二，联系国家知识产权局，检索近五年半导体设备相关专利的申请和授权情况，分国内和国外。”
“是，我马上去办。”
三天后，数据齐了。
林万骁看着手中的报告，触目惊心：过去三年，中国进口半导体设备金额年均增长35%，2022年达到380亿美元，其中光刻机进口额占比超过40%。而同期，国内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的总营收，不到进口额的十分之一。
专利数据更明显：在半导体核心设备领域，国外企业在中国申请的专利数量是国内企业的五倍，且在关键技术上的专利布局严密，形成了高高的专利壁垒。
他把周振华、赵立军，还有委内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叫到办公室。
“各位看看这些数据。”林万骁把报告发下去，“我们的半导体设备进口依赖度超过90%，而且还在上升。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我们在审批研发平台项目时，还一味要求用进口设备，是不是在加剧这种依赖？”
周振华看着数据，眉头紧锁：“林主任，这些数据我知道。但问题是，国产设备在精度、稳定性、可靠性上，确实和进口设备有差距。研发平台如果用国产设备，可能会影响研发水平。”
“那我们就应该支持国产设备提升水平，而不是回避问题。”林万骁调出另一份数据，“这是中微公司、北方华创等国内设备企业近三年的研发投入，年均增长超过50%。他们缺的不是技术能力，而是应用场景。”
他转向赵立军：“赵司长，产业发展司是不是在制定‘国产首台套’设备应用支持政策？”
“是的。”赵立军点头，“我们正在研究，对首次应用的国产重大技术装备，给予保险补偿、税收优惠等支持。”
“那正好。”林万骁说，“半导体基地的研发平台，可以成为国产半导体设备的‘首台套’应用示范平台。我们不要硬性规定国产化率，而是设立激励机制：使用国产设备，中央投资比例可以提高；使用进口设备，比例降低。让市场选择，用政策引导。”
这个思路让周振华眼睛一亮：“这...倒是个办法。既支持了国产设备，又给了省里自主权。”
“还有人才问题。”林万骁继续，“省里要引进一百个博士，你们觉得太多。但数据显示，全国半导体相关专业每年毕业的博士不足三千人，而产业需求超过一万。人才缺口这么大，省里想多引进，有什么错？”
他调出一张图表：“这是各省半导体人才政策对比。江苏给引进的半导体博士安家费100万，浙江80万，广东120万。而我们这个中部省份，只能给50万。如果他们不提高引进数量，怎么竞争得过沿海地区？”
周振华看着图表，沉默了。这些数据，他确实没有全面掌握。
“我不是说省里的方案都合理。”林万骁总结，“但我们在审批时，不能只挑毛病，要帮他们解决问题。设备国产化率太高影响研发？那我们设计激励机制。人才引进太多有风险？那我们帮他们设计阶梯式引进计划，分阶段考核。”
他看着在座的几位：“发改委，发展改革委员会。我们的职责不只是审项目，更是促改革、促发展。如果审批变成了挑刺比赛，那我们就背离了初衷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片刻。政策研究室主任先开口：“林主任说得对。我们最近在做‘放管服’改革评估，发现有些司局确实存在‘以审代管’‘以批代服’的问题。审批越来越严，但服务意识跟不上。”
赵立军也说：“产业司正在研究如何优化产业政策实施机制。林主任的思路，给我们提供了新视角——政策不是硬约束，而是软引导。”
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周振华。
周振华摘下眼镜，揉了揉眉心：“林主任，您这些数据...从哪里来的？”
“海关总署、知识产权局、统计局，还有行业协会。”林万骁说，“数据是公开的，只是需要花时间整理分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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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明白了。”周振华重新戴上眼镜，“这样吧，我亲自带队去省里，现场办公。就按您说的思路，设备国产化用激励机制，人才引进用阶梯计划。我们帮他们优化方案，而不是只提修改意见。”
“好。”林万骁点头，“还有，建议你们司建立‘项目审批数据支撑系统’。审批时不仅要看项目材料，还要看行业数据、区域数据、国际对标数据。用数据说话，用事实决策。”
“这个建议好。”周振华终于露出笑容，“其实我们司一直在想建这样的系统，但技术上有难度。如果委里能支持...”
“我协调。”林万骁说，“政策研究室、高技术司、信息中心，都可以参与。”
一周后，周振华带队从省里回来，带回了优化后的方案。
研发平台设备采购，设置了“基础配置+激励配置”：基础配置保证研发需求，鼓励但非强制使用国产设备；如果国产设备采购比例达到40%，中央投资增加5%；达到60%，增加10%。
人才引进计划改为三年分步实施：第一年引进30人，第二年累计达到60人，第三年累计达到100人。每年进行绩效评估，达标了继续支持，不达标调整计划。
方案在委内会签时，出乎意料地顺利。连之前提出异议的财政金融司、高技术司，都觉得这个方案“既务实又有创新”。
主任办公会上，项目顺利通过。王正国主任特别指出：“这个项目的审批过程，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，体现了服务意识和改革精神的结合。值得总结。”
散会后，周振华在走廊追上林万骁。
“林主任，谢谢。”他诚恳地说，“这次经历，让我反思了很多。我在这个位置上待久了，确实形成了思维定式——重程序、轻服务，重管理、轻支持。您用数据说话的方式，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工作方法。”
林万骁拍拍他的肩：“周司长，你的严谨和专业，也是我们需要的。只是，有时候需要跳出细节看全局。咱们一个红脸一个白脸，才能把工作做好。”
两人相视一笑。那道无形的隔阂，在这次“数据之战”中，悄然消融。
回到办公室，小陈汇报：“林主任，省里张为民副省长来电话，说要亲自来北京感谢您。说这个优化后的方案，比他们原来的设想还好。”
“告诉他，不用来。好好把项目做实，就是最好的感谢。”林万骁说。
他走到窗前，看着长安街上的车流。这场“数据之战”赢了，但赢得并不轻松。它暴露了部委工作中深层次的问题：官僚主义、路径依赖、脱离实际...
但至少，他打开了一个缺口。用数据说话，用事实决策，让审批从“挑刺”回归“服务”，让政策从“约束”转向“引导”。
这只是开始。他知道，接下来还有更多硬仗要打。但有了这次经验，他有了信心，在这座规则森严的大楼里，只要心里装着发展，脚下踩着实地，手中握着数据，就能找到改革的空间。
手机响了，是儿子林怀信发来的微信：“爸，我们法学院的教授在讲产业政策与反垄断，提到了发改委的审批权。我说我爸爸就在发改委，他说想请您来做个讲座。”
林万骁笑了，回复：“可以安排。正好我也想听听，法律人怎么看我们的审批工作。”
窗外，秋日的阳光正好。林万骁知道，在国家部委这条新的跑道上，他的征程，才刚刚开始。而手中的笔，既是指挥棒，也是责任书。每一次落下，都要对得起这份重托。